第一种立论较有根据，但在《孟子》书外以及文字之外的部分就难以阐述。
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他说觚不觚，觚哉觚哉，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他的正名主义。
所以《春秋》华夷之辨，乃决于文化而非决于种族。宗教家的天堂，乃是信仰的构造。但《论语》上的所谓知，都含有很严肃的意义。在未谈到他的人性论以前，先根据《论语》上的材料，应略述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综合以观，则孔子之删订《六经》，并各赋予以新的意义，一面总结了他以前的文化，同时既通过他所整理阐述过的文献，以启迪后来的文化，这是决无可疑的。
狭义的学，则常是对德行而专指追求知识，如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之类。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经验得到的。卢卡奇认为世界应是无产阶级意识的实现，是同一的主体—客体。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现象学对现实的人的考察，他深入到现实的人的生成中去理解。在客观事物中发现的精神（通常我们所理解的事物的规定），其实是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从现象学看有两种形式，即作为自我意识本身的精神和作为对象规定的精神，都是自为的精神。世界是被纳入到人的认识、实践（否定）中的世界，世界的统一性来自于人与给定存在结成的否定之否定关系。天人合一所确立的天的主体地位之弊在启蒙哲学那里被深刻揭示。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揭示这个判断的根据。无产阶级并不因为丧失财产天然就是无产阶级。
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这种材料性思维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弊端：其一，服从于外在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学术话语的逐渐渗透中，传统的历史观被质疑，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译介。希伯来文明则是听从神的安排，他们通过听来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从上帝的使者那里听到上帝的训诫，这种非经验对象是心灵反思的内容。
（三）黑格尔文明观的弊端与批判 黑格尔鼓吹绝对精神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讲，伦理、国家、世界是意识的作品，是人类理性——绝对精神的作品，是人的意志的作品。二 如果说康德从理性出发确立人的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从而将中国文化同奠定在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根本区分开来，那么黑格尔则赋予理性以客观内容，从而将理性与世界相统一，并将绝对自由与绝对权利归属于绝对精神的本质内容，进而导致绝对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这一马克思哲学的枢纽性范畴，此后，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奠基于现实的人基础之上。黑格尔哲学在宗教基础上最终完成，其哲学粉碎了上帝的任何外壳，成为最高的精神形式。
近代之后，中国出现了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梁启超在《国性篇》中讲，国人对于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无一不怀疑，无一不轻侮，甚则无一不厌弃，文化认同一旦丧失，国中虽有人亿兆，实则亿兆之独夫偶集于一地域耳。黑格尔不仅无视中国传统思维的唯物主义本质，而且根本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以此为标准对中华文明妄加评判，由此，黑格尔哲学也就发展到了它的最后环节，客观规定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作品。
然而，科耶夫专注于个体而无视人类历史，卢卡奇则带有黑格尔的影子。中华文明被康德冠之以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之名，意指人的行动的原则是非反思的实体达用，直接来自于生活世界。
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显现，是概念的历史演绎。西方早期启蒙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中国文化伦理治国的理性与秩序直接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而不需要感性世界背后的合法性根据，从而根本取消了形而上学。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生存智慧根本取消了抽象的人的形而上学解释（仁也是一种实存的不忍人的情感体验），是一种实践人学——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正是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来揭示人的本质。六合乃上下东西南北，指天下。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成为立法的根据，《春秋》之后，美与丑、善与恶、君子与小人，高下立现。与此不同的是文化，culture，其词根cult意指（对生活方式、看法、观念等）狂热，时尚，崇拜，引申为宗教习俗，也就是说，culture无关乎公民意志是否上升为共同体的意志，不牵扯人类政治共同体问题。
其三，理性统治世界，启蒙成为新的神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圣父是创造世界的普遍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其创造物的本质，耶稣则是作为圣子的上帝，此时的普遍本质是个体精神的普遍本质。
孔子将哲学、政治、伦理融为礼，而仁之外化形式的礼只是非反思的自然秩序，它并未大行其道，反而从荀子性恶论开出的严刑峻法铸就了秦政。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进一步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标准。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人的本质与人的劳动以及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异化关系。一 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文明基因。
黑格尔按照他的哲学逻辑确立关于伦理的解释，所谓伦理，无非是指众多独立的、现实的个体在本质上形成一个绝对的精神性统一体。无论是性道还是教，其根源都是人的现实生存中的需要和能力，而没有此外的抽象精神根据。在耶稣基督殉难之后，圣灵在信徒的心中鉴临，个体在自我意识中达成人与神的统一性。孔子就曾反思知与为的关系，成为超越经验思维的较早尝试。
华夏先民的行动判断根据是经验对象，而神则是超验的，这种非经验对象只能在语言中传递，中国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体味天意。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与君子之间毫无关联，从天行健无论如何都无法推论出君子以自强不息，然而这种文学艺术手法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乃至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思维却不自知，即我们行动的法则貌似效法天地，实则取决于现实。
公民首先出现在古希腊城邦中，是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中国人既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上帝的鉴临，更没有自觉的世界精神，当然谈不到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更谈不到自觉地创造历史。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开始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取消了形而上学对世界二重化的理解。在自然宗教的第二个环节意识自身分裂，神从人的意识中分化出来，成为外在于人的绝对本质和绝对力量，人要绝对地臣服于神的力量。这一主要矛盾成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展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动力。他从精神形态的演进中揭示精神运动的三种形态，自然宗教是最初的形态，绝对精神则是最高的形态。
黑格尔从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区分中破解精神之谜，因而他称其哲学为自我意识哲学。其二，这种现代性拒斥形而上学。
文艺复兴是理性的复兴，启蒙思想界更是对反思理性推波助澜，康德的理性批判最终奠定了反思文明伦理－政治的哲学基础，黑格尔则最终根本确定了西方现代性的理性法则。在形而上学那里，人接受外在必然性——自然宗教的统治，在世俗社会中，人接受封建帝王——经验对象的绝对统治，且合二为一，传统中国在哲学上和政治共同体中始终没有实现主体的自觉。
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列子·汤问》中的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也是盛赞中国人战胜自然的坚强毅力。
